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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外交官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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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介质的表与里  

2011-09-20 14:31: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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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很多搞文化的人在讨如何促进与发展文化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宣传并引导国家参与进来。而很多受到阻碍,试图改革的文化人,首先想到的问题主体还是如何告诉和改变行政部门的态度与认识。可见,在中国,文化人对文化首先想到的就是国家干预。这其中无外乎受到两种认识的影响。首先是促进文化事业部分的人认为,他们自身的力量微薄,甚至无法自力更生。因此国家的扶植就变成了行业当中所必须注重和期待的一条活路。无论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歌剧舞团。假如能从国家那里,拿到补贴或者荣誉,很显然在这个国家里,就比较容易再寻求其他资源的合作,以及比较有空间与闲暇自行思考接下来的计划与作为。而受到政府阻力的人认为。自己之所有受到政府的限制与干扰,是不合乎逻辑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只有具备一定自力更生,或者话语权的文化人,才有可能被政府所关注。因此这些人一直用所谓的市场经济路线,开放言论自由为口号,来宣传并指责政府的过多干预。我个人认为这是生存在中国文化环境当中独有的两种现象。因为前者所思考的问题,之起点无外乎是由于自身生存的形态和条件在现代化社会当中的定位无法成功转型为自力更生。而后者在所谓市场经济当中,无论用了什么手法,独立生存虽然不能证明这样一种文化产业在当下所体现与表达的一种文化内涵是否恰当。但独立首先给予了这些文化领域的人一种敢于批判的勇气与动机。这两者当中自然有政府裁定是否应该干预扶植的理由与思考。但仔细想想,我们可以想到,这两者本身均没有所谓的绝对文化正当性可言。
   换句话说,我们在研究文化的同时,首先应该打掉的第一个误区。就是所谓的文化并不是一种适者生存。敢于说话或者疲于应付就代表着这一文化领域在当下,是一种先进,且主流的文化或是一种落后且弱势的亚文化。在过去我曾经说过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当代文化人生存的很惨的时候,他们往往没有尊严。但是,这里的尊严主要是指的在一个文化领域当中的创作者。因为在现实当中,任何文化领域都可以被分为三个部分。创作者,组织者,和传播渠道供应者。而假如我们从传播渠道供应者的角度来讲,那影响力的大小,就基本决定了在社会民众领域当中,谁被判定为主流文化,谁是亚文化群体。而假如从组织者的角度来讲,一个文化领域的兴盛度,则主要看其传承的稳定性,以及其文化表达的结构与方法而论。因此,当我国一些所谓的独立文化人抱怨政府干预的时候,我们应该认清,其中所抱怨的核心人物到底是谁。在很多领域,渠道传播者掌握着整个文化链条的第一重利益。一个节目,一本书是否可以出版,受到怎样的限制,电视台和出版商会非常的痛苦。因为它们是首先获得利益的人。比起创作者与组织者,它们实际上是整个文化链条当中最为独立和具有实力的一部分人。因此,我们首先要理解的第一个概念,就是一种文化的振兴与堕落,无论如何都绕不开渠道传播者这样一批人的影响与控制。而事实上,渠道传播者生存的形态才是我们真正在把控文化生存发展脉络的时候,第一个应该注意的重点。它们虽然为自己所宣传的文化节目发声,打着言论自由,多元文化的旗号。但是和为其发声的文化本身相比,它们所依赖更多的是他们自身的生存环境与需求。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渠道传播者,有着它的两面性。假如我们不看清这种两面性的实质,一味的单纯之关注文化内容本身,那么这种类似外科手术一样的大剔除,早晚在把应该保护与审查的对象弄半死不活的同时,也阻碍了其他可能的良性文化发展的根基。

  事实上,类似报纸,歌剧院,画廊等这一系列文化传播终端当中。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存状态,大环境与模式。比如,在杂志报纸领域当中。发行成本决定了这一类媒体的生存模式。而这个生存模式又决定了他们的内容信息趋向是怎么个样子的。以报纸为例,在制作新闻报纸的过程当中,由于现代印刷术的限制。从排版到印刷的过程当中。报纸的印刷模板造成了其成本的主要来源。因此报纸本身有一个基础发行量的基数。假如印刷达不到这个印刷数量。则成本就比较难以回收。而在发行环节。当下报纸期刊的营销模式上,又出现了内容销售与二次销售两种营销模式。即以内容物为卖给读者的纯信息杂志,和通过发行数量,把读者二次卖给广告商的二次贩卖的营销模式。在第二种模式当中,印刷品的成本就要明显比前者具有价格优势。因为前者必须依靠发行量回收成本。因此先天就对印刷总量有一种保守发行的趋势。而后者虽然从印刷成本上来讲,每卖出一本杂志,就会负盈利一定金钱。但是由于有广告商的存在,在总体上即有发行量上的规模优势,同时也可以综合盈利。这就导致了第二类杂志与广告商的关系就比较暧昧了。其所谓的舆论信息也就自然会为其广告商进行保护。在不同的成本,发行,到盈利模式上。决定了一个文化领域,从生存,到产出过程当中的兴趣,爱好,以及所支持内容物的倾向。我曾经听说,由于现代北京城房地产开发过于超前。所以文化类的类似歌剧,话剧等演出形式的文艺团体,不仅受到所谓的政府文艺团体的排挤与审查。事实上困扰他们生存的是这些演出场地的场地费极其高昂。因此由于演出沉没成本过于高昂,因此小剧团的生存越发困难。最后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本土剧本编辑也就难以创作与生存。这实际上在任何文化领域都限制着其发展的可能性。即不同文化形式当中,传播媒介的基础成本决定了一个文化到底是大众文化,还是少数群体的亚文化。着这个定义当中,没有主流或者高端。而是大多数与少数人的区别。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很多文化领域,虽然有的站在政府扶植的弱势地位。但实际上其背后的问题在于这个文化的生存基础过于薄弱。生产成本过高,或者不便于廉价的大众普及。而那些在市场经济当中混的极好的文化领域,其背后的基础,要么是商业利益推广及其极其成功,要么就是推广过程本身十分廉价。我们不能说站在现代社会当中,由于其传播渠道的限制或推广。一个文化领域和内涵到底是怎么样性质的。但是我们可以了解,传播渠道却是是控制文化领域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假如我们不以所谓主流文化所赞成的道德高度来审判那些东西和事物是否应该以某种名义提倡或者产出的话。我想,所谓振兴中华文化,首先应该是振兴大众文化为起点。或者把一些当下处于生存弱势地位的文化领域,推广和建设成大众文化当中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的建设,就一定要在传播渠道上首先下文章。换句话说,传播渠道决定了文化的兴衰。而无论是被邮局所垄断的报刊亭,国有土地免费的新华书店,还是地价高昂的演出剧场,以及受各种限制的文化领域。我们必须要明白对于正常情况下,为什么存在一些硕果仅存的异端。往往是因为他们受特殊力量庇护的原因。而不是所谓文化振兴的证明。假如我们看不清这一事实。那么我们的眼中所宣扬与鼓励的只是一种虚假且脆弱的繁荣与伟大。

   前些天看到北京市政府想要搞文化产业园区。我并不反对这一想法。但是到底什么是文化,如何振兴文化,如何使得文化就存于大众可以接触接受的环境当中。这是需要付出努力地。不是养一批人,或者划一块地那么简单。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系统。我们今天只是粗浅的讲了一下媒介渠道对于文化的意义。甚至都没有提在传播渠道当中具体的和发展问题。以及不同领域的产业规划和其中的模式。就足以可见其工作量实际上是相当巨大的。我个人只管出版行业这一部分。因为我相信,出版业最终还是和学者牵连最为广泛的行业。其他部分,虽然也有着各种待解决的问题。但是至少目前我并不想过多的参与。你们要是有能力就自己按着脉络先把这一部分的事情梳理清晰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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