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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外交官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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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至上?  

2010-10-13 00:29: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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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大家要注意,我在标题上稀有的用了疑问号。没错,这篇文章我们主要讨论的就是法律在国家体制当中的作用,以及地位问题。说起法律至上的观念,据我了解是中国法学界所独有创设出来的概念。在外国法律的范围实际上都从未上升到高过政治本身的高度。这也许是我国自文革运动以后,对于政治运动的混乱与迫害的担忧和考虑。然而,我们且不谈那场运动的起点及运作过程。首先我要提出的概念就是,任何秩序都不能凌驾于所有的团体和个人之上。哪怕是法律本身也不能如此。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秩序具有哪些必要的条件,起作用是什么,其界限到底标定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不应当提倡无限的司法权力与秩序作为制约手段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

     首先,法律是一种社会秩序。且法律本身不同于社会其他秩序如道德,地方风俗等。因为法律具有强制的约束力和特定的国家机构来维护与执行这一秩序的行使。这一点,首先我们就应当了解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法律是参照政府的意愿被制定出来的。二是政府是法律强制力的执行主体。这两点不仅在逻辑上,也在现实上就注定了法律的界限不可能超越其制定者与执行者的意志与思维范畴。用法律来期望政府的权力被更大的权力约束,就好比让一个人一手拿木棍,一手拿狼牙棒。要求人不许用木棍行凶,否则就让他自己用狼牙棒打自己脑袋一样可笑。因为法律的权力之根本是政府所赋予的,政府所执行的。期望用政府的权力创造出来的权力来约束政府本身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而在逻辑上,宪法作为原则法凌驾于其他刑罚与民法。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我国宪法的宪法内容是不具备在法理上对其他法案作出指导性的解释规范的。同样一条有关子女抚育问题的法案,在不同的政策法案法规当中有着近乎界限与逻辑上的矛盾。而宪法本身却不具备任何解释性的规范条文。只有原则性的描述。这一点就注定了,假如以现在的宪法作为我国未来法权统一的基础是毫无根基可言的。

    因此,出于以上两点原因。我们必须首先明确,法律的作用,法律的执行者,以及法律在逻辑上的范围。之前我们曾讨论过,有关地方政府政策法规条文的法律效力对行政职能造成的混乱根源所在。首先,我们要明确,法律不是一种为了约束权力的监督条文。法律是一种以国家为载体,以个人与团体为目标主体的强制性社会秩序。作为秩序,可以有着对各种社会行为以及政府执政与行政行为的基本预期和假定。有着明确的维护稳定的惩罚及保护对象与原则。对整个社会有着一个基本框架的预设。法律的执行者,是特定独立的司法机关。司法机关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司法权力的界限在于法律当中对社会秩序预期的维护与建设。在这一范围内,司法机关必须有着对所有法律所约束的社会与政治秩序具有强制性的约束效力。否则,司法系统在现实当中将无法进行任何对社会及政治行为有效的秩序约束。但请注意,司法系统的权力是根据法律条文所设定的秩序内置的封闭系统。它作为一个有效塑造和约束社会的秩序立场。必须有着对其内部结构绝对的约束性,否则法律本身的意义将无法实现。然而在司法系统以外,则有着支撑它的社会及国家政府系统。这一系统的执行除了在流程当中,确保过程并不侵犯法律所预设的基本社会秩序框架。但这一系统本身却不受法律内部秩序的权力影响。这就好比一块磁铁的磁力不能在毫无外力的情况下,让自己进行运动一样。政府是法律的建设者及执行者。法律的逻辑是政府所创造并执行的。因此,社会与政府行为虽然都必须符合法律条文所规定的内置秩序框架约束。但政府本身并不受法律逻辑的绝对控制。因为法律的解释权不应当超出司法系统本身的条例约束。通过对司法词汇的解释,来影响这个塑造司法体系本身秩序的模型。假如超越了这一点。则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司法系统是变相不受约束的独裁系统。

     也正以为这样,所以法律的逻辑问题是一个司法系统是否真正可以被执行的内在必要条件。比如说,刑法是以惩罚,追究人类社会当中恶的一面来对社会当中的人进行改造的限制性的秩序法。而民法是以调停为基础,对人类社会当中各种关系及互动行为进行规范裁决具有社会价值判断导向的判断性的秩序法。而我们把涉及到国家概念,公民权力,政府职能的宪法,看作是如何看待我们社会和政治当中各种主体定位,权力的标定性的秩序法。因此宪法做为根本法的原因,不是我们简单的理解为在司法系统的层级关系上的原则性根本法案。而是宪法是应当具有其负责的特定秩序领域的可执行法。而在逻辑上,不是由于我们看到某个具体的司法条文在逻辑上和原则上与宪法规定的不一致,因此称之为违宪,有违法律根本原则的行为。而是由于宪法规定了一个国家根本性的社会关系,主体权益。因此,其他法规在逻辑上任何有违这一对国家公民或组织基本权益和关系理念的行为,都被视作可以是在法理上不予承认的。进而追究其具体行为者侵犯公民基本权益的相关责任及赔偿。以这个标准为例。实际上我国到现在为止,宪法的修订都完全还停留在纸面文章的层面。看似是简单的囊括了一些国家基本社会秩序框架的要素。然而,在实际的司法审判当中,根本没有任何具有原则指导意义的对社会关系与权益的解释。不齿的说,那些围绕这样纸面文章,还好意思高喊宪法至上,清查违宪行为,企图通过以扩大司法权的绝对权威来制约监督社会关系与政治运作的人实在是草包书生,不堪大用。

    而下降到实际的司法系统当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体现形式。尤其是以现代国家为载体的强制约束力的社会秩序。必须是在执行上也有着绝对统一性的。这一点我在其他文章当中也提到过。目前我国的地方政府政策条文作为法律依据,中央国务院以及最高法院条文最为参照,目前还可以跨省执法的现象。基本上就是和诸侯割据没啥区别。当一个国家基本社会秩序可以被地方政府的政策性法规挑战最根本的社会结构秩序的时候。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的权力与形象实际上是得不到伸张的。有人提到由于中央国务院和全国最高法院是平级机构。因此国务院的政策条文是不能直接作为司法条文作为司法依据下放到地方政府作为法律条文的。按照国务院与全国最高法院都奴属于全国人大。只有人大所认可的法律条文才具有司法效应。因此折射到地方政府,则中央国务院的条文对地方司法系统没有约束力,只有地方人大认可的政府政策法规才具有司法效力。因此,地方政府不应当受国务院政策条文约束是理所当然。说实话,这种言论就是判他个反革命都不过分。我国的行政执政制度是仿照苏联的层级制的。因此,全国的人大和地方的人大关系上属于上下级关系。但看倒没什么问题。然而,实际上当我们引入司法系统在国家行政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发现简单的将行政级别制度套用在司法体系上,反而给我国中央集权体制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但请别慌。我们上面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确定法律的作用,逻辑,以及边界。其原因就是首先要向大家说明司法系统是奴属于执政系统之下的一个分支机构。它有自己独特且不可侵犯的权力基础。然而,它并不是政治行为的判断主体。法律是一个秩序的维护者与体现者,而不是创设者。因此,当我们发现,竟然有人如此明目张胆的利用扭曲且不完善的法律建制来为地方政府进行直接的权力开脱的时候。我们就应当了解到,法律是秩序的体现,然而这一秩序还是应当被权力所掌握,而不是权力向任由秩序来改造的道理。任何社会的秩序改革,首先是政治性的改革,其次才是秩序性的结果。

      因此,假如我们真的想让中国进入一个法制国家时代。首先在政治上我们就必须使其具有法治国家的基础。我相信这种东西等是等不来的。画上多少代,它都不会自动生成,就好比中国古代历代王朝几千年早就有了中央集权,却从来都没有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一样。也许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当中由于诸多偶然因素和条件动因的齐备,在某一地域的蓬勃发展。然而这不是农民种地。因为我们连事后诸葛亮的参照对象都没有。法治国家的种子还没有完全产生。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因此,只有我们自己去开始理解到底作为一个现代化法治国家,到底需要哪些要素,应当会有哪些方面的收获,则是我们必须去主动理解的。在这里,我还是首先要强调,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法律法规。假如没有一个中央统一的司法系统,则类似上面我们提到的事情短期内还只是频繁不断地上访户,逐年翻番的群体事件。然而,一旦这一混乱局面持续且催生黑社会的低下秩序系统对抗地方性的秩序缺失与混乱。则不仅是国际性的公民人权面子问题。且国内的政治投机分子将会有组织性的策反行为。而这一切都要挂在执政党的头上。只因为,中央对地方的法律约束如同虚设,没有政治上的司法权力机制。

    接着地方政府与地方司法系统的岔往下说。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系统。我们首要做的就是进行政治体制上的中央司法权力的确立。而这,将会动辄到地方政府,地方人大,地方司法系统与中央政府是否只存在几套班子相应的层级关系而已。很显然,假如我们要具有统一的司法系统。国务院的政策条文规范化是一方面。但最重要的是,类似地方政府和全国人大的关系,地方人大与全国最高法院的关系,地方司法系统与国务院的关系。在上面我们提到的例子当中。地方人大的权力相对于全国最高法院而言到底是平级,之下,还是之上?地方政府的政策是否应当接受全国人大特殊形式的义务审查?地方司法系统,是否有权直接干涉国务院下达的行政法规命令?之所以出现这三类问题,很大原因就在于我们简单的认为,所谓依法行事就是有法可依。可实际上,所谓的依法行事,是利用司法系统,对行政机关的政策行为进行一个行政级别以外的社会可参与的渠道来监督和约束行政机关的权力滥用问题。结果就导致了,政府立法,再执法的怪圈。至于这个法到底是否违背我们一开始提倡以法治国的理念。则就不是低下那帮人所在乎的了。进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通过旧时期遗留的司法系统制度缺口的拉伸,导致的更加根本性的政治隐患。假如想解决这一问题。则我们必须要理解两个方面。到底司法系统从哪个角度起到了我们所期望的作用。而政治制度上,应该怎样是这个角度成为可执行的可能。

     第一点,我详细上面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关键是第二点,作为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心。我们必须解决引进司法系统权力扩大的情况下,如何协调和看待地方与中央的这三个机构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职责与权力的界定上进行有效的设计制定。司法系统的引入才不会走入更大的混乱或者成为一纸空谈。即,在权力的硬件基础上,我们应当让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进行怎样一个协调机制才能使得整个系统有效运行。简单来说,进行法制化管理,原因就是要让权力从单项的政府对社会作用,变成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监督机制来约束政府对社会单向权力运作的滥用。而全国统一司法,则标志着我们在政治权力上以及社会与国家的统一性上有着紧密相连的结合。而非混乱性的政治与社会分离局面。而我们要建立这样一个司法基础,就必须首先在政治权力的结构上,不允许地方政府通过混乱的司法漏洞来钻权力和政治的空子。因此,我的解决的思路就是,中央一级的平级机构就司法条文的设立,必须由最高法院审查,修改建议成符合我国统一性的司法逻辑条文。说实话,这与其说是个约束,不如说是一个职业化专业化的过程。平级机构的合作将受其管辖范围影响,而不是受行政级别干预。地方人大无权对中央机构发布的政策法规进行权力上的干预,进而导致地方司法系统可以不受中央法律条文的约束。有质疑可以通过申报全国人大来进行复议。而地方政府政策法规在司法系统坚决不可以在与中央最高法院的原则性法案抵触的情况下,按照地方法规来作为判案的依据。因为这一点就是我们一开始引入和建立司法系统法制化的原因所在。

     总之,法律并非至上。然而,法律的效力不可侵犯。它来源于国家,被行使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国家绝不是地方政府可以冲撞顶替的了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的逻辑应当具有在法源上,秩序上的统一性,而非单纯的一致性。个占其所是法制国家所必须要在我们接下来进行司法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逻辑问题体现在不同属性法律所涉及的形式领域问题。而级别是一个国家执政党政治改革的一部分。这两者在行为上可能是统一且连续的。但在属性上是有极其不同的动机来源了。因此,希望看此篇文章的各位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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